中世纪晚期近代早期法国城市基层治理的理念及其实践******

　　作者：杨光（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从中世纪到大革命前夕，法国形成了三种不同类型的社会纽带，维系着城市共同体的凝聚力和市民对城市的认同。不同社会纽带的背后是不同的城市共同体构建理念，在制度层面则形成相应的基层组织和基层治理模式。

　　第一种理念将城市视为信徒的共同体，城市的使命在于模仿和实现“上帝之城”，对本地主保圣人的崇拜和纪念是市民身份认同的纽带，因此城市组织的基本单位是堂区，本堂神甫同时承担堂区内部分世俗管理的职责。这种类型的城市在法国中部和南部较多，比较典型的是昂热。

　　第二种理念将城市视为多个行会联合而成的大行会，市民身份和行会成员身份紧密联系在一起。在这些城市，行会理事同时肩负市政运转和基层管理的双重角色，与行会联系密切的兄弟会是市民团结的重要纽带。这种类型的城市多存在于手工业和商业较为发达的法国东北部地区，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里尔、杜埃和瓦朗谢讷等。

　　第三种理念将城市视为一个自治和自卫的共同体，城市存在的意义就是保护市民的安全。在当时语境下，城市安全包括对外防卫和内部治安两个方面，前者指不受军队的掠夺、流民的袭扰和领主的侵犯，后者则包括维护内部秩序，应对饥荒、火灾和瘟疫。因此，此类城市的基层治理主要依靠集民兵自卫和市民参政功能于一身的市政街区。街区和与之紧密相连的民兵组织是市政府和市民之间的纽带。这种模式下城市基层治理主要依赖街区官员，巴黎、图卢兹等城市是典型代表。

　　需要指出的是，法国城市构建共同体的三种模式并非截然分明，相互排斥。以巴黎为例，街区是正式的基层治理框架，但行会理事经常被选为区长，而且区长正式就职前需要本堂神甫为其品行担保。由此可见，行会和堂区的代表在以街区为主要框架的基层治理体系中并未缺席。

　　基于不同的历史传统和地域特色，大革命前法国城市基层组织的设置，从名称到职能不尽相同。不过，城市选择以何种共同体理念作为市民认同的纽带和基层治理的基础，从根本上来说取决于城市居民的构成。具体来说，城市基层治理模式与城市人口规模、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城市本身的政治地位息息相关。

　　以堂区为基层治理组织的城市往往是中小城市。城市居民共同的精神生活以堂区为单位进行，堂区的居民往往相互认识并经常见面，便于商议公共事务。此外，堂区登记簿保留了堂区居民出生、婚姻和去世的记录，为市政府了解基层社会提供了宝贵而关键的信息。

　　在行会主导基层治理的城市，行会是市政机构和市民的中介，行会成员对于行会的认同自然转化为市民对城市共同体的认同。在大革命以前的法国城市中，同行业的劳动者往往集中居住和营业，这为行会行使基层治理职能提供了空间上的便利。作为规范和监督成员经济活动、并为成员提供保护的组织，行会既能自上而下地执行市政府的命令，也能自下而上地反映市民的诉求。对工商业占主导的城市，这是一种成本低且效率高的基层治理模式。

　　大体来说，在堂区和行会主导基层治理的城市中，世俗政治权力未能建立起专门的基层治理组织，而是选择借助教会行政体系和行业社团进行基层治理。到18世纪，随着法国民众信仰的淡漠和行会的衰落，这两种基层治理模式的弊端日益凸显，在大革命后或被废除或被改造。相较而言，以市政街区作为基层治理框架能够克服以上局限性。首先，这种基层治理模式不依赖任何社会组织，反映了市政府对基层控制的加强。其次，街区的设置更加灵活，市政府可以根据实际需要，特别是城市空间的扩张，增设街区，而不必依赖堂区和行会的既有框架。最后，正因为淡化了信仰属性和行业属性，市政街区可以包容信仰不同、职业不同的市民，比较适合市民构成复杂、职能多元的大城市。

　　巴黎和图卢兹都用市政街区作为基层治理框架并非偶然。作为首都，巴黎市民的多样性不言自明，而图卢兹则是法国南部奥克语区的中心城市，拥有高等法院、大学等机构。两座城市的基层治理体制都在14世纪末至15世纪初经过市政府和国王的协商后确立下来，并沿用到大革命前。这种基层制度的安排根植于中世纪晚期动荡的历史背景，体现了国王和市民就确保城市安全所达成的共识。

　　由于人口规模和城市空间的差异，巴黎和图卢兹的市政街区在数量、层级以及官职设置上有所不同，但基层治理的理念和实践却是一致的。街区是城市基层治理的基本单元。街区内部被划分为五十户区、十户区等次一级的区域，由区长、五十户长、十户长负责管理。街区的各级官员都由市民推举或选举产生，一般是由辖区中名声好且获得一定职业成就的市民显贵兼任，他们同时也拥有选举上一层官员甚至参加市民大会选举市长的权利。街区基层官员同时担任街区民兵队长，负责征召辖区内的市民组成民兵，平时负责看守城门和维护街区治安，危急时刻则协助城市抵御外敌。因此，街区实际上集社区、选区和军区为一体，其代议职能和军事职能不可分割。总之，以市政街区为框架的基层治理嵌入基于邻里关系和职业声望的人际网络中，让市民显贵担任街区公职的同时受到普通市民的监督和制约，有利于调节城市内部矛盾，促进市民的团结和城市的稳定。

　　然而，市政街区的局限性也不容忽视。首先，市政街区实施的市民自治实质上是有产者的自治。只有在城市内拥有固定住所，按时缴纳城市各项税收的市民才有参加民兵和选举街区基层官员的资格。而当选街区官员的财产门槛要求更高，因为这些无薪水的荣誉职务会占用大量时间，只有家境殷实且有闲暇的市民才能充任。这意味着佣人、穷人、打零工者、流民、外地人等城市下层民众和边缘群体没有政治权利，反而成为街区制度统治和防范的对象。市民内部在16世纪开始发生分化，大商人和食利者等市民上层为了垄断区长官职以及参加市民大会的资格，设法限制手工业者和小店主等中下层市民的参政权。如1554年《贡比涅敕令》剥夺了巴黎手工业者担任区长和当选城市大会代表的资格。街区内市民内部的分化和区长职位的寡头化阻断了中下层市民的上升空间，等级制关系取代了邻里团结，损害了街区乃至城市的凝聚力，并造成街区制度的衰落。其次，从17世纪开始，法国有越来越多的移民涌入大城市，导致以邻里关系和社交网络为基础的基层治理模式难以覆盖所有城市人口，无法应对日益复杂的城市治理问题。最后，街区的自卫职能在17世纪后期因技术和政治原因走向衰落。一方面，随着军事技术的进步和军队的专业化，市民临时组建的民兵在技能、装备和训练上与常备军的差距越来越大。另一方面，近代法国国力、军力的上升让城市免于外在的威胁，而城市民兵在宗教战争和投石党人运动中表现出的自主性又对王权构成了潜在威胁。1670年巴黎城墙被国王拆毁后，巴黎民兵实际上陷入瘫痪；同一时期，图卢兹十户长的军事职能也近乎消失，其职责重心转向基层治安和司法调解。

　　总的来说，同时赋予市民参政权利和自卫义务的市政街区具有灵活性、开放性、包容性的特征，它虽在旧制度末期一度衰落，但在大革命时期又被再度激活，奠定了法国现代城市基层治理的基本框架并影响至今。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09日 14版）

姓陈还是姓蔡？台新行政机构“启程”饱受争议******

　　【环球时报特约记者 陈立非】蔡英文1月27日召开记者会，正式宣布将由前副手陈建仁接替苏贞昌担任“行政院长”，预计1月31日上任。随着新“内阁”成员名单逐渐浮出水面，屡有争议言行的多人被爆留任，岛内民众对新“行政院”完全不抱期待。

　　“贱人(建仁)就是矫情”

　　台湾《中国时报》1月28日介绍了陈建仁，称他是岛内知名的流行病学专家，2021年年底低调加入民进党，被视为民进党政治布局的“最佳活棋”，而且他对上很尊重、听话，是可以替上级涂脂抹粉的人。虽然他在“组阁”问题上得到绿营的吹捧，但来自学界的专业人士则认为，陈建仁曾被爆出挂名论文事件涉嫌抄袭，新冠疫情期间更是盲目护航高端疫苗。

　　早在2020年初，陈建仁就不断声称“与病毒共存”，但直到2022年蔡当局定调“新台湾模式”上路后，本地确诊人数大幅增加，这才发现台湾根本没准备好，陈建仁却不必负责任，只甩锅给地方政府。2022年4月，岛内确诊病例急速增加，地方政府措手不及，陈建仁反呛时任台北市长柯文哲“不懂流行病学就回去好好读书”，还在脸书上分享自己是医学科学家排名第一的截图，摆出高高在上的学者姿态。后来疫情恶化，台防疫指挥中心也不得不宣布“快筛阳性视同确诊”措施上路，形同打脸陈建仁。此外，陈建仁曾公开力挺台湾自产高端疫苗，不仅亲自参与临床试验，还高调背书称“没有副作用”，结果他被爆打的是安慰剂，让岛内民众傻眼。舆论称，他未来出任“行政院长”后施政表现令人忧心。

　　而陈建仁的表现也印证了这一点。据中时电子报28日报道，陈建仁27日在记者会上致辞时称，他的确对接任“行政院长”有相当的犹豫，除了必须放下手上繁重的学术研究工作，还担心无法挑起重担。结果大批网友不仅质疑他是放不下“中研院”的高薪，而且纷纷引用《后宫·甄嬛传》华妃的金句留言：“贱人(建仁)就是矫情！”

　　只见酬庸和民进党派系平衡

　　27日和28日，陈建仁公布了两波“阁员”名单，因把岛内大停电归咎于各种小动物“捣乱”而饱受争议的“经济部长”王美花留任，民进党“立委”管碧玲出任“海洋委员会主委”，高雄市副市长史哲接任“文化部长”。2018年高雄市长一战，民进党候选人陈其迈败给国民党的韩国瑜，随后绿营组织所谓的民间团体“Wecare高雄”发动罢韩，总舵手正是史哲。高雄市国民党议员批评说，史哲的态度高高在上，眼睛长在头上，时常不把议员放在眼里，因此多次在议会被议员赶出议事厅。

　　台媒28日还披露，现任“外交部长”吴钊燮很可能留任，台北驻美代表萧美琴大概率留在华盛顿。“国防部长”邱国正、“国安会秘书长”顾立雄及陆委会主委邱太三均规划留任。一度请辞的“卫生福利部部长”薛瑞元和因“班班有石斑”未兑现遭群嘲的“农委会主委”陈吉仲在蔡英文强力慰留下，也都留任。

　　国民党“立委”王鸿薇28日质疑称，薛瑞元屡次爆出政治争议，陈吉仲则对大陆禁台农渔产品束手无策，现在却获留任，难道陈建仁觉得两人表现适任？“立委”李贵敏称，新“内阁”名单了无新意、冷饭热炒，只见酬庸和民进党内派系恐怖平衡，看不到检讨、改进、用人唯才与开创新局的企图，反像一部民进党派系共治的中古拼装车，一个匆匆上路只想拖时间的过渡、败战处理“内阁”。国民党副发言人陈晖28日说，陈建仁2007年任“国科会主委”时，曾因挂名国际期刊论文有抄袭争议请辞；去年12月准“行政院副院长”郑文灿也被台大认证硕士论文抄袭，如今由他们执掌“行政院”，完全忽视民众对于论文抄袭的不满，民进党不演了？

　　民众党“立法院”党团总召集人邱臣远28日也在脸书称，从这次人事安排可以看出，这是属于蔡英文个人意志的代理人“内阁”，完全是过渡性质，也可以说是民进党派系平衡下的妥协名单，是蔡英文避免提前跛脚、并且要适度制衡民进党主席赖清德的安排，政治因素多于专业考虑，实在令人堪忧。民众党发表的声明直言，“走了傲慢，来了护航，民进党没人了吗？……人民期待内阁改组能带来新气象，然而继位者却又这么不堪检验、劣迹斑斑，令人失望”。

　　姓陈还是姓蔡？

　　28日，一份最新网络民调显示，对于陈建仁接任“行政院长”，有92%的民众认为“不相信他会做得很好”。雅虎奇摩网站的网络民调显示，43.7%的民众“完全不赞成陈建仁接任行政院长”，12.2%的受访民众“不太赞成”。

　　资深媒体人高源流28日撰文称，蔡英文27日对陈建仁提出“四大期许”，包括阶段性盘整防疫措施、社会体系总检讨、持续提升台湾基础建设以及持续推动六大核心关键产业，但就是没有最关键的“避战”，而当前岛内民众对蔡英文当局最重要的期许就是谨慎处理台美关系，不要做任何挑衅对岸的动作，避免台湾卷入战争，“而且也只有在避战之后，才有蔡英文四个期许的可能”。

　　台媒普遍认为，蔡英文、赖清德和陈建仁将形成“新三角恐怖平衡”。《中国时报》28日称，台当局“内阁”改组反映了四件事：一是蔡英文向外界证明自己没有跛脚；二是弱势“行政院长”只能听令蔡，有责无权势必成炮灰；第三，为败选负责去职者有之，留任者不少，难有新气象；第四，派系考虑的布局保障蔡英文对2024年选举仍有一定的影响力。但台面下暗潮汹涌才正要登场。该报认为，赖清德现在几乎可以说是2024年选举民进党唯一的候选人，蔡英文看似也没有要阻挡，但是找来陈建仁“组阁”，又纳入曾经的“大阿哥”郑文灿担任陈的副手，看在4年前曾吃过闷亏的赖清德眼里，恐怕很难不多做联想。

　　《联合报》28日发表社论称，新“内阁”的组建仍是蔡英文只手主导，所以究竟是姓陈还是姓蔡，已难分难解。重点在于作为蔡英文“挡箭牌”的苏贞昌已经失去功能，换上笑脸迎人的陈建仁，至少可以纾解一些民怨，“但这面新挡箭牌能撑多久，也无法太乐观”。（环球时报）